作者： 刘毅，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法学博士

根据中国古代第一部字书——东汉许慎所著之《说文解字》的解释，“司”的含义为：“臣司事于外者，从反后。”古代称有职事之臣为司，即指“有司”，是主管某个部门的官吏。“法”的古体字为“灋”，其意为“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后来的学者从中引申出“法平如水”的意义，从而与现代法律之公平正义的属性相对接。如此看来，“司法”从字面看来，即是执掌或执行有关法律之事的意思。但是“司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并非古已有之，而是晚清变法修律以来从日文中移植而来。

当然，中国古代没有“司法”或“司法权”的称谓，并不意味着彼时没有相当于“司法”的活动和制度，相反，如同中华法系在世界文明史上的辉煌地位一样，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同样源远流长，自成一体。其主要特点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最高的司法裁判权力归皇帝所有，皇帝在理论上拥有生杀予夺的无限权力。其次，在机构设置方面，基层司法（例如明清时期的州县两级）与行政合二为一，即行政长官亦是司法官员，州官县令在征税催粮的同时，负责民事刑事案件的审判。第三，因中华法系“礼法合一”、“引礼入法”的特点，儒家学说中的德主刑辅、慎刑恤狱、原心论罪、亲亲相隐等，不仅转化为某些法律条文，更成为指导司法的基本原则。最后，以现代法治社会之公平正义的标准来看，中国古代的司法显然存在着诸如刑讯逼供，罪从供定；幕吏擅权，操纵司法；民事与刑事不加区分；缺乏合理而公正的程序设计等等弊端。

清末的变法修律拉开了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大幕，中国的法律制度当然也包括司法制度开始师法西洋（也包括东邻日本），艰难转型。“司法”这个词正是对应于英文中的justice，但是从汉语字面上看，只是表达了“适用法律、裁判案件”的一面，却不能体现出“公平正义”的另一面。这种“词”与“物”之间，中文与西文之间的凿枘不投，恰恰体现了法律移植中的困窘，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司法变革在中国的坎坷命运。

清末的司法制度改革与中华民国现代司法的创制大致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晚清变法虽然未能挽救清王朝的命运，也没有在现实中得以广泛实施，却为后来民国的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石。具体说来，在清末的司法改革中，一是实现了司法与行政的分离，大理院与各级审判厅专职司法裁判；二是废除酷刑和刑讯逼供制度；三是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相分离。中华民国则在此基础上，更加全面地移植西方制度，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司法制度和机构体系。

1949年以后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迥异于前朝，所以在法律制度上采取了“破旧立新”，废除国民党“旧法统”的政策，清末以来司法改革的制度成果被荡涤一空，人民的、革命的司法取代了旧司法。及至文革中的砸烂“公检法”，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法律虚无主义时代。

1978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伴随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化，和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建设法治国家”成为治国方略，司法机关不仅得以恢复重建，而且越来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宪法，当代中国的司法机关为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司法机关从属于国家权力机关而相对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在现实运行中，法院和检察院同时还要接收各级政法委员会的领导，“政法”是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概念。中国的司法部并非真正的司法机关，而是司法行政管理机构，负责监狱、公证、律师、普法等事务。

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肖扬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时期，以司法公正为目标的司法改革进入快车道，从庭审制度改革到法槌法袍，再到法律共同体，这种以西方制度和理念为导向的改革，依其逻辑最终必然指向司法独立。但是司法独立背后所预设的三权分立，显然与当前的执政党理念以及现行宪法相冲突。所以，中国司法的未来走向尚难料定，但无论何时，“司法”总应当是与“公正”不可分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