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柬埔寨金边的卡尔梅特医院，一项由法国合作项目资助的计划从1994年至2002年间让这家医院的收入翻了四倍，其医疗活动也翻了三倍，在该院进行的分娩从每年500例增长到每年3000例，同时保证30%的病人能都得到免费治疗。这是一项包括多方面内容的庞大工程：土木工程、设施、管理、组织和培训。
在科特迪瓦，法国从1990年起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协同在城镇地区成立了医护中心。成果：在公共机构进行的诊疗数量从1991年前的六十万次经过四年上升到八十万次，其中二十万次是在法国合作项目资助的中心进行的。在阿富汗，借助与里昂几所救济院的合作，喀布尔的阿里阿巴医院得以重新运营。
法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工作上有着长年的经验。同时她很早就在热带医疗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果：阿尔方斯·拉维朗(Alphonse Laveran)于1880年发现了疟疾寄生虫；亚历山大·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于1894发现了鼠疫杆菌；发明黄热病疫苗，等等。同时法国也在发展中国家成立了一些研究中心。
这种实践中获得的能力，法国如今用之于为国际社会服务。并且，在全球化的危机与责任降临时，如艾滋病、禽流感和基孔肯亚病等，自1990年以来，公共卫生发展的国家互助已经在本质上成了多边协作。
正是如此，法国如今已将它公共卫生援助预算的三分之二—也就是每年一亿八千五百万欧元中的一亿一千万—划拨给一些多边项目；从此以后，预算中只有三分之一用于双边援助，其中87%是面向非洲的。
全球出现这种多边合作的趋向，首先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爆炸带来的持续快速的需求增长：如今非洲已有接近十亿居民。法国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止都是非洲法语国家的主要资金赞助来源，而现在它已经无法凭一己之力来满足他们的需求了。

趋向于多边合作

另一方面，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世界银行和欧盟开始资助一些公共卫生项目，如今它们在总量上已经成为这方面资金的主要提供者：世界银行的贷款和捐赠在五年内平均为五千万美元，而欧盟同期平均为一千万至二千万欧元。于是，在塞内加尔，法国为达喀尔医院重建出资一百万欧元，几乎同时，世界银行实现了一项二千万美元的抗击艾滋病的计划。
这种旨在减少双边行动发展的合作政策的变化，也来自以往政策所获得的成功，尤其得益于被举世闻名的达喀尔、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巴斯德学院，在多个国家组建的由当地医师构成的高质量医疗队伍，这些团队汇集了外科医生、药剂师、护士、医院管理人员，甚至还有尖端研究人员。
因此，突尼斯或阿比让等地的医学院现在培养一些专门前往其他国家从事合作任务的医生！更好的是：这些国家的部分研究人员有时会把他们的技术带到法国的研究所，比如摩洛哥生物学家拉奇达·冈努恩(Rachida Guennoun)，他毕业于拉巴特医学院，如今是法国健康与医学研究院(Inserm)保利尔(Baulieu)教授的学生，正在从事脊髓方面的研究。
法国已经适应了援助发展方式的变化，并凭借其世界公认的专门经验让全世界听到她的声音、看到她的选择。法国在欧洲发展委员会的预算中贡献高达24%。此外，由于在地区性传染病研究中的名望，法国成为世界抗击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基金会的第二大赞助者，每年出资一亿五千万欧元。作为最先提出让所有人都能用上抗逆转病毒药物的国家之一，法国今天看到了这项举措在多个国家的推广。

是国家的行动也是法国人民的行动

同样地，法国也即将成为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的第二大资助者，将在二十年内出资一亿欧元。多年来，法国支持医药和基因疫苗的生产。有了世界第三大药厂、疫苗研发的领军者赛诺菲-安万特，今后法国将能够支持价格分化的药品的生产和推广。
同时，为资助作为关键问题之一的公共卫生—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项上的预算不超过总预算的10%—，法国提议将2006年七月起生效的机票互助税在国际药品采购便利机制(Fiam)中实行。（参见23页外交部长访谈）
然而近年来最大的变革在于，从今以后，法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将不仅仅是政府的行为，而将有成千上万法国人通过他们的组织、当地政府、医院、企业等加入进来。所以，一些非官方组织(ONG)，如互助会、天主教救助会、无国界医生组织，或是一些更小的组织，如雷恩地方医生协会等，在有些时候、这些地方组织会成为公共卫生的关键角色，并且不仅仅是在紧急情况之下才发挥作用。
最后，权利下放于各地的合作一帆风顺，诸如法国中部的奥尔良与贝宁的巴拉库、或巴黎附近的巴诺莱与阿尔及利亚卡比利亚地区的阿克布的友好城市关系，都促成了以极小的成本打井或建立诊所，却在实践中获得了极大的影响。海啸灾难在悲剧中显示出：法国人民与发展中国家是团结的。我们有时会忘记：三分之一的法国人有一个祖辈在国外，而且常常是不如法国发达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