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那么作为民族组织形式和民族人格象征的国家，则同样更应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拿破仑时代的国家，以及十九世纪的共和国，国家机关和地方政府都是以金字塔式中央集权为特征。处于这一体系核心地位的是围绕政府权力而组成、以不同部委（下设司、局）为机构的国家中央政府机关。 该种组织形式在第五共和国达到巅峰。第五共和国以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权，给这种金字塔式中央集权赋予了一种政治协调性（参见《组织机构与政治生活》）。除这一中央机关之外，传统行政管理体制通过国家派驻外省单位的形式沿袭下来，划分为行政辖区（大区有大区区长，省有省长，县有县长，市镇有市长、镇长）。这样一个派驻外省权力机构的区划结构与地方分权的地方政府机构重叠在一起（大区、省、市镇）。
这一经典组织形式，现在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尤其是脱离部委直属领导，但并未因此而成为地方分权（地方政府）的原中央级行政管理机构作为独立机构得到了发展。因此，从七十年代起（第一个是1973年诞生的调解机构），受国外模式的影响，独立行政管理机构在许多领域迅速壮大起来，主要作用是对某些经济（竞争理事会）、金融（证券委员会）、通讯（视听高级理事会，通讯监管署）、政治（选举、民意调查、政党党务）以及行政（查阅行政文件、信息档案）等活动进行监督。它们的监督和整改职能，通常也起到一种行政决定性质的职能，这种职能通常由行政法官进行监督。如果不是由行政法官监管时，则归相应部委监督。
国家行政机关与它周围环境的关系，同样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二十世纪起，当发生战争或在经济危机时期，在赋予国家的使命迅速增多、加重以及国家行使社会福利职能和国家发挥大包大揽一切的作用影响下，国家和公益事业单位的干预领域，在广义概念（国家负责管理的）全民利益名义之下得到了逐步拓展，导致了国家以及国家机关的概念发生变化。专制国家（十九世纪时公共权力占主导地位理论）发展成为大包大揽一切的国家（指在社会保障、教育、福利等方面）。从八十年代起，这一趋势有所回落，国家倾向于回归到它传统的公共权力职能，作为国民互助体系的保证人，国家并未公开宣称放弃它在社会领域的作为，以及在经济领域的调控作用。
国家不再是无所不能的业主。在国内，它向地方政权转移了部分权力。对这些地方政权，它从1982年起就不再行使领导职能，而代之以事后司法监督。它转移的这部分权力中，甚至包括了封建王朝时期国家就拥有过的权力。在对外方面，它也向欧盟权力部门作出了让步，如欧盟委员会在经济和贸易方面就拥有监督权和调控权。这样一种共同决策体系，随着双重职责制的逐步弱化而得到确立。事实上，在市镇一级，市长过去由政府任命，现在他仍然是国家在本市镇的代表，是市镇最高行政长官。但是，在省一级，省长不再主持本省最高权力机关省议会的工作，该议会选举产生其主席；在大区一级同样如此。
决心重新回归自身职能的国家机关，采取了一个转变职能的步骤，即实行一项名副其实的权力下放政策，其原则在1992年已由1992年7月1日《权力下放宪章》中予以确定。它给予省长广泛的决策权和领导中央下放部门的领导权，以及政府政策的执行权。这样一个以省长为中心的国家地方政策的协调进程，在2003年完成对宪法进行修改、加大权力下放力度之后迈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国家改革的主要方向

在法国，国家改革已成为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八十年代初以来，历届政府实行过不少改革计划，透过这些改革计划，可以发现它们具有明显的延续性。这些计划主要着手解决合法性危机问题。国家改革主要侧重在如下三个方面：重新调整国家使命，肯定近地原则和提高工作效率，视工作效率为公共管理必须遵循的原则。
改革国家体制意味着重新定义国家职能的性质，使国家机构与之相适应，以解决运转不良问题。例如，经过重新调整国家职能，透过国家在经济领域发挥的作用，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所发生的变化。国家拥有掌控经济发展能力的观念，同样发生了深刻变化，尽管从二次世界大战起这一观念在法国就占主导地位。如果说目前国家仍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实际上它只起到调控作用，当不同利益方出现冲突时进行裁决。
国家改革的另一个方向是，原先建立在中央权力占压倒优势基础之上的地方政权体系，在近几十年来得到了不断发展。共和国组织体系具有地方分权特点写进宪法第一条，加上补充性原则在第七十二条中予以确认，这些就是重视近地管理原则的最新体现。
始于六十年代的国家改革措施，其中心内容是提高工作效率。国家机关必须不断提高工作效率，缩减开支，这种要求一直是国家改革首当其冲的优先内容，正如向服务对象所提供服务质量一样，服务质量也是效率的一种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