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罗瑶，中国政法大学讲师，潘提翁索邦第一大学博士学生

自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至公元20世纪初的清朝，中华文明历经了数十个朝代，绵延了4000余年。这期间，虽然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显现出了不同的特征，但就婚姻家庭制度角度而言，却变化不甚明显。

受儒家意识形态的支配，中国传统社会奉行“家国一体”的观念，家族制度在社会政治、经济、家庭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形成了以“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为主的家庭结构 [1]。家庭除了发挥着生育及传宗接代、满足性生理需要 [2]、赡养等功能外，还是基本的农业自然经济单位，并具有特定的政治功能 [3]。其中，“生育及传宗接代”的功能是中国古代家庭最为基础、最为重要的功能。以此为依据，中国传统社会构建了以“父权”、“夫权”为核心的婚姻家庭制度：首先，就婚姻关系而言，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结婚要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休妻有“七出三不去”的要求，可见，在中国古代社会，即使是男性，也不享有婚姻自主权利。其次，就家庭成员关系而言，奉行“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实行家庭财产共有制，家父享有财产管理权。有多名男性子女的家庭，在男性子女成年后，按习惯法进行分家析产；女性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被要求“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基本无权利可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被认为是“封建的”、“罪恶的”，由此，国家开始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法律、甚至运动，在婚姻家庭等领域推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模式开始发生深刻而深远的变革。下文将以1950婚姻法、1980年婚姻法以及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为线索，对1949年之后的中国法律及中国婚姻家庭问题做一简要介绍。

 一、1950年婚姻法与中国婚姻家庭 [4]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毛泽东思想开始指导中国的发展进程。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领域的变革相适应，1950年5月1日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启动了对中国传统婚姻家庭模式的变革：首先，50年婚姻法确立的“婚姻自由权”，是中国传统婚姻家庭模式发生深刻变革的首要原因。

50年婚姻法以“废除父母包办强迫婚姻”为首要任务，确立了“一夫一妻制”及“婚姻自由权”，要求“结婚须男女双方本人完全自愿”，“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并且“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

“婚姻自由权”的确立，从根本上否定了将婚姻视为“合二姓之好”、须遵循“父母之命”的中国传统婚姻模式。由此，个人权利意识开始在婚姻关系中觉醒，“父权”在中国传统婚姻家庭中的核心地位开始坍塌，夫妻配偶关系开始在家庭关系中的显现出其核心性意义。正是在此基础之上，60年代中期中国家庭核心化基本实现。

50年婚姻法颁行之后，国家发动了历时3年的宣传贯彻运动，直至50年代后期，自由恋爱、自主结合的婚恋观开始得到广泛的认同。然而，须补充说明以下几点：

第一，50年婚姻法虽然确立了“婚姻自由权”，但从在某种层面上讲，它否定个人的“性权利”：一方面，50年婚姻法明确规定“有生理缺陷不能发生性行为者，禁止结婚”将婚姻的效力建立在性能力之上，其本身就意味着对性自由权的否定；另一方面，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均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是决定个人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某些条件下，婚外性行为甚至构成犯罪。须补充指出的是，尽管对个人性权利的否定，其消极意义是确定的，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源自远古的“性禁忌”观念，对于这一时期中国家庭结构的稳定，对于这一时期中国女性地位的提高，不能不说没有起到一定的作用。

第二，虽然50年婚姻法确立了“离婚自由”，并且受此影响，52、53年中国经历了的第一次离婚高峰期，然而，此后的20多年期间，离婚一直受到舆论的谴责和歧视，影响着个人的发展，离婚自由实际上仍然是纸上谈兵。1979年，全国离婚总数为31.9万件，离婚率仅为千分之零点六六。

其次，50年婚姻法确立了“男女平等原则”，中国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发生了显著改变。

50年婚姻法明确规定：“男女权利平等”、“实行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夫妻双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处理权”，并规定在离婚分割共同财产时采用“照顾女方和子女权益的原则”等。应该说，20世纪50年代及其后相当一段时期，中国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平等”的要求。

须注意的是，中国女性地位发生的上述改变，50年婚姻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其一方面原因，但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其他相关制度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甚至更为基础的作用。例如：在一系列废除私有制的运动中，女性取得了相应的经济权利；50年代的《宪法》、《选举法》等都赋予了女性与男性同样的政治权利；国家启动国家机制以特别维护推动女性权益；此外，这一时期，人们开始认同女性的就业权利，国家也采取一定方式保障女性的劳动就业权利，女性就业率开始迅速上升……

以上同时可以看出，中国女性在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权利和地位，从本质上讲是国家强力推行的结果，这种自上而下的推动方式，虽然能迅速提高女性地位，但由于没有能够提供出新的意识形态上的指导，中国女性地位的这种改变也就仅仅是暂时性的、表面性的。事实上，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女性的最大贡献在于它肯定了女性的“社会性”，即确立了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但是，它没有能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否定女性的“妻性”，由此，这一时期中国女性在参与社会劳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仍然承担着家庭中的绝大部分劳动，面临着家庭和社会的双重挑战。此外，毛泽东思想也没能够解释男女不平等的根源，没能够提供出一般性的、用以指导女性解放的思想体系。系统性的女性主义思想的缺乏，仍然是今天中国女性在寻求男女平等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二、80年婚姻法、2001年婚姻法修改与中国婚姻家庭

我们可以将1980婚姻法颁行至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生效这20年中国婚姻家庭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第二阶段从90年代初至2001年婚姻法修改。

在第一阶段，80年婚姻法所确立的“计划生育原则”对中国家庭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 80年婚姻法是邓小平先生经济改革的结果，它继承了50年婚姻法关于“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等基本精神，在“婚姻自由”、“保护女性”方面，中国婚姻家庭制度的变化不是特别明显。但80年婚姻法所确立“计划生育原则”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家庭模式。

20世纪50、60年代，由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政府鼓励生育，中国的出生率明显上升，人口比例也明显年轻化。50年代，中国女性的总和生育率达到5.88，53年中国家庭户均人口为5.3人。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出现人口压力，政府开始推行计划生育。以此为背景，80年婚姻法明确规定：“实行计划生育”、“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将计划生育作为了法定义务。计划生育的实行，使得中国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按1990 年人口普查结果，中国家庭户均人口为3.96人。家庭结构中两代人家庭占66%，三代人家庭占17%，三口之家逐渐成为典型的家庭模式。同时，由于实行计划生育，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凸显出来，男女婴性别比开始失调，并越来越明显。此外，计划生育在全国范围的普遍推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婚姻观：一些接受了更多文化教育的中国人，开始强调婚姻的感情要素，开始将“婚姻”与“生育”相区分，开始学习调剂“个人权利”、“婚姻”以及“生育”的关系。一个典型的表现是，在北京等部分大城市，于80年中、后期出现了丁克家庭现象。

在第二阶段，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改变，随着权利意识的觉醒，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发生了裂变，中国的婚姻家庭开始经历西方20世纪中叶所谓的“家庭危机”。

第一，离婚人数增加趋势迅速。1980年中国离婚总数为34.1万对，1990年为80万对，2000年为121万对，2003年为133.1万对，2005年为161.3万对。应该说，产生这一阶段离婚高峰的原因是多样的，但不可忽视的因素有下面几个：财富重新分配所带来的巨大收入差距、性权利意识开始苏醒、部分经济自足女性的地位的提高。

第二，婚姻家庭关系中女性地位受到挑战。首先，由于女性主义思想的缺乏，中国女性面临前所未有的选择困境。诚然，由于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少数中国女性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改变，经济地位也有了明显好转。但是，由于中国社会长期缺乏女性主义思想，一方面，绝大部分男性（甚至女性自身）都不认同女性在社会活动中的能力和地位，另一方面，社会观念普遍否定精英女性的生活能力，出现了诸如：“谁娶年薪十万以上的‘白骨精’”等问题的讨论。事实上，中国高知女性自身也往往缺乏女性主义思考，面临“事业”与“家庭”选择的困惑。其次， 由于财富重新分配中出现了男女的显著不平等，加之女性主义思想的缺乏，当今中国社会，不少女性将自身作为筹码以寻求经济等方面的利益，妻妾制度演变下来的“二奶”等现象也不为少见。旧封建遗留下来的事物，在现今社会却是法制和法律上的问题。传统家庭里的二房在现代虽是法律中不允许的，可是在现实中，某些妻子却默认着丈夫的“二奶”的存在。这个重演历史的原因不在于留恋传统家庭观念本身，而是在于过去传统思想方式仍在人们的脑海中遗留了下来，女性为了保障物质生活而重蹈覆辙。可以说，今天中国社会男女经济及权力上的极度不平等，是女性地位进一步恶化的根本原因。 此外，权利意识的逐渐觉醒，影响着并将进一步深刻影响着中国婚姻家庭模式。性自由权的觉醒，已经使中国出现“婚姻危机”，它最终将把中国婚姻家庭导向何方，现在我们仍然不得而知。另外，同性婚姻等问题也开始在中国浮现，这些都将进一步深刻影响着中国婚姻家庭模式。

总之，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婚姻家庭发生了众多变化，这些变化直接导致了2001年的婚姻法修改。例如，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关于“无过错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规定就于上述现象密切相关。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表征着“婚姻家庭危机”在中国出现，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未来的路还很长。